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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8月15日:美元脱钩黄金,美国放弃了货币“霸权”

发布日期:2023-08-27     浏览次数:


美国时间1971年8月15日晚、日本时间8月16日上午。美国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 Rogers)在东京市场开盘前10分钟(东京市场当地时间上午9点开盘)致电日本首相佐藤荣作,让他收听美国总统尼克松将在东京时间上午10点(东京同华盛顿/纽约时差13小时)发表的“另一个”电视讲话,佐藤摇着头说:“别再折腾了”(Not Again)。就在一个月前的7月15号,尼克松发表的“将访问中国”电视讲话令日本举国震惊。


罗杰斯的电话是尼克松戴维营会议(8月13-15日)之后的统一安排。尼克松考虑在8月16日(周一)华尔街开市前宣布美国的决定,因此把讲话时间安排在了美国东部时间8月15日晚9点,这个时间点,欧洲还在深夜、日本已经开市。


罗杰斯没有参加戴维营会议(基辛格也没有参加),因此只是提醒佐藤收听电视讲话。参加会议的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给德国联邦银行官员打电话,因为该行行长克拉森正在度假,伯恩斯联系了副行长埃明格尔(Otmar Emminger),并简要通报了戴维营会议的主要内容,同时告知后者:“尼克松将发表电视讲话、美国财政部负责货币事务的副部长保罗.沃尔克将于次日奔赴欧洲同相关各方进行沟通”。与此同时,沃尔克向日本大藏相高级顾问柏木雄介电话通报了美国的计划。


尼克松讲话有三方面主要内容,其中一项为:暂停美元同黄金之间的兑换;对(美国)所有涉税进口品临时(90天)征收10%的附加税。该决定对西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了严重冲击,并预示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尼克松电视讲话后,日本股市暴跌、东京市场美元汇率下挫,日本银行进场购买美元;欧洲主要市场16日开始闭市;道琼斯指数16日大涨。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发表电视讲话

(Nixon Library)


1944年7月1日开始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定了战后西方的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的要旨是西方主要货币同美元挂钩、美元同黄金挂钩(即IMF成员的官方美元储备,可按35美元/盎司的价格向美国自由兑换黄金),实质上是西方货币间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在会议结束时形成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里(参见1944年7月22日付签字文本),并没有“美元同黄金挂钩”的约定,“美元同黄金挂钩”是美国对IMF成员国单方面的承诺。也是这一承诺,成就并维持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1971年8月15日前按35美元/盎司价格进行官方间兑换以维持美元平价的美国,是唯一履行协定第四章第四条(b)款规定的IMF成员。


尼克松讲话中的“暂停美元同黄金之间的兑换”,事后被看作是美元同黄金脱钩。根据协定文本,尼克松此举并不存在违约。


在经历过一战、二战的决策者那里,黄金是信仰。英国1931年宣布放弃金本位被看作是英国放弃了英镑霸权;尼克松1971年宣布美元同黄金脱钩,也意味着美元同其他西方主要货币一样,完全没有了“稀缺”价值。就在尼克松电视讲话前,甚至出现国际间拒收美元偿债的情况。1971年时担任西德财政部长、后担任西德总理的施密特(Helmut Schmidt)评论尼克松讲话称:“美国放弃了在(国际)货币领域的领导,无疑也部分放弃了其在西方事实上的领导角色。”


施密特说的很客观。到1971年,美国官方黄金储备早已不足以覆盖西方主要国家持有的美元储备;美元高估至少持续了五年以上。虽然尼克松的脱钩安排有倒逼欧洲各国和日本的意图,但同时也明确了一个事实:美国当不了这个头了。


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时,美国是有能力、有意愿牵头主导国际货币体系;1971年8月15日开始,无论意愿如何,美国是没有能力再发挥先前的作用了。将美元同黄金脱钩也被视为美国的单边主义,但尼克松的电视讲话、沃尔克的奔走谈判、康纳利的演讲及妥协,断然没有了布雷顿森林会议时摩根索和怀特的底气及主导者姿态。而对于汇率浮动之后的国际协调,美国至少最初也是意兴阑珊。1973年三月初,欧共体财经官员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讨论欧共体内各国汇率联合浮动。德国政府电报告知美国欧共体的动向。尼克松同舒尔茨和沃尔克等经济顾问碰头后,建议他们听听基辛格的意见。此前很少参与国际货币事务的基辛格看了德国的电报后对那些经济学家说:“对美国来说,因不参加一个将从根本上改变国际货币安排、可能影响美国利益的国际会议而完全放弃领导地位是不明智的”。美国随即参加了随后十国集团的相关会议。


因为军事和经济原因,美元被高估早在1960年代便出现了。美国之外的西方各国都对美元高估带来的失衡(贸易和资本)心有不满,但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放弃从失衡中获得的好处。本币相对美元低估,正是战后西德和日本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


1947-1973年,西德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占世界贸易份额大幅增加,西德因此实现了战后西方的第一个经济奇迹。德国学者Ludger Lindlar认为,“西德贸易占全球比重的快速增长,可归结于其国内有利的供给条件与西德马克的币值低估,这一点被广泛认同“。


继起的日本经济奇迹同样得益于外贸。日本经济学家金森久雄指出,日本外贸繁荣,“根本的原因还是汇率与实际情况相比非常低廉的缘故”,1971年8月15日前,国际上针对日元低估的指责不断,但“对于改变黑字不均衡的根本原因——日本汇率的低廉,提高日元汇率,持反对论的人仍占压倒优势“。


都留重人先生的《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对此有系统阐述(都留先生早年留学哈佛大学,师从熊彼特,同罗伯特.特里芬和保罗.萨缪尔森等同窗。他是日本战后经济政策的主要参与者,主导并执笔了日本第一份《经济白皮书》)。只有在开放体制下,汇率才有意义,否则,要么汇率定价没谱,要么仅仅是一个官方语境下的数字,无论高估、低估,均同大多数普通居民无关。战后,在美国的支持下,西德、日本陆续进入美元体系(美国市场和资金)。马克、日元钉住美元并低估,才有了获得好处的机会(当然,日本能够实现国民收入倍增、“失去三十年”之后人均GDP仍稳居发达国家前列,本源在汇率之外。早在珍珠港事件次年(1942年)八月,美国便设立了东亚政策研究组,开始研究对日本的战后处理政策。除经济事务外,这些政策同时涉及了社会制度建设。后者是日本经济奇迹的基石。都留先生对此也有论述)。


尼克松冲击之后,康纳利转述的“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麻烦”常被提及。他当时说的另一句话更能代表他和当时尼克松的立场:我们旺时,你们慷我们的慨;而今我们有麻烦了,你们也要一起担待。这才够朋友(we were generous in our years of prosperity, and now we expect to be generous in sharing our problems. that’s what friendships are for)。康纳利被伯恩斯、舒尔茨等美国其他财经官员和基辛格视为短视,但正是前者基于沃尔克的建议,以其牛仔风格敦促尼克松当即立断,让美元同黄金脱钩,解决了困扰美国和西方多年、议而未决的汇率安排麻烦。



1970年前后,对于黄金的角色及汇率调整,不仅西方各国之间意见不统一,这些国家内部同样存在意见分歧,美国也是如此。彼得森、麦克拉肯和舒尔茨这些美国官员较早倾向于调整汇率、黄金-美元脱钩;伯恩斯最初坚决反对马上脱钩黄金;沃尔克一直坚定地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但逐渐地意识到美元汇率应该调整,并在接任负责货币事务的财政部副部长之后,形成美方黄金脱钩和汇率调整方案,且最终放弃恢复黄金-美元兑换的想法。


破易立难,或者说,有破无立。对于调整之后的体系安排,各方并没有准备。沃尔克1971年8月16日会见欧洲同行时,后者对美国没有拿出拯救体系的完备方案感到“苦恼而不是气愤”。虽然沃尔克称“没有方案是美方有意为之”,但后续形势的发展,显然超出了他本人和美方的预期。当时各国官方的主流共识是继续坚持固定汇率(加拿大除外),这是1971年底签定《史密斯协定》的根本原因,即各方希望某种程度上延续甚至拯救布雷顿森林体系。西方大国中只有法国坚持要求美国恢复黄金-美元兑换,法国也因此成为美国此间主要的谈判对手。官方共识没有被市场接受,且各国官方对如何执行有限的共识也缺乏共识,维系固定汇率就没有了可能性。


历史进程中,关键的个人角色不能忽视。康纳利完成了美元-黄金脱钩,后续接任美国财政部长的是一直坚持浮动汇率的舒尔茨,他发起了五国集团,也让浮动汇率成为常态和市场经济国家的主流。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是固定汇率,随着主要国家相继选择浮动汇率(市场化资本流动的影响),时任西德财政部长的施密特于1973年三月中旬宣布:“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了”。


尼克松冲击之后,在国际货币事务上,新兴西方大国西德、日本没有意愿让本币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导货币,“不想当头”;在拉动西方经济增长方面,两国则“无力当头”;美国则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国际货币主导权。这种格局“折磨了美国长达10年(即1970年代)甚至更久”(沃尔克)。(伯格斯滕因此认为,“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后的举措,为其后20年的美国繁荣和大缓和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成为重建对美元的信心,以及因应的国际货币安排的前提。”,即结束了沃尔克眼中“痛苦的十年”。)此间,最大的得利者是沙特为代表的部分产油国。虽然美元贬值让这些国家诟病石油收入购买力下降,但随着油价上涨,石油美元成为包括美国在内世界各国追逐的对象。



尼克松讲话中提到的“临时加征10%的进口附加税”,是美国官方根据内部测算判断的美元应相对其它主要西方货币的贬值幅度。根据IMF协定(本币汇率升贬值幅度超过1%,应事先知会IMF),美国需要在调整前征求前者的意见,且有义务继续维持美元平价。但在戴维营会前及会后,美国方面并没有安排高级官员同IMF主席施韦策(Pierre-Paul Schweitzer)沟通(虽然尼克松在电视讲话里提到IMF),会后是美国财政部一位年轻职员在8月15日下午通知后者晚上看电视转播。这显然违反了协定要求。其他国家未履行协定的关键条款,当然不能成为美国违反协定的理由。尼克松讲话之后,美国也没有就后续的汇率安排同IMF沟通,1973年浮动汇率前关于新汇率平价及新体系安排的讨论,是在十国集团间进行的。IMF是事后才确认浮动汇率。


没有了黄金信仰,1980年代之后的美元走势,是世界各国和市场共同博弈的结果,管理当局是市场的参与者之一。1985年的广场会议及1987年的卢浮宫会议,是西方国家间力图稳定汇率的尝试,管理者在其中加入了“区间/钉住”的考虑和努力。对比1970年代,广场会议调整汇率的成果非常成功,但两次会议对汇率波动区间的设计则无果而终。对于汇率调整,相比1970年代,英、法、美、日及西德五国,有能力、有意愿共同努力,这可视为西方世界再次明确了美国和美元的主导地位。这同1971年前的格局完全不同。



国内常有言论指责美联储“无节制放水”,今年以来的金价又唤起不少对布雷顿森林体系、金本位的怀旧情绪。对比一下美元金价:1970年35美元/盎司;2019年底收盘 1519.9美元/盎司;四十九中涨幅42.4倍;近期最高摸到2089.2美元/盎司,同期涨幅58.7倍。美国1970年的GDP是10730亿美元(世界银行,折合306.57亿盎司黄金);2019年214280亿美元(折合141亿盎司黄金),美元计量的GDP在四十九年里增长了18.97倍,折合黄金计量则惨不忍睹:按黄金折算,再考虑美国因新冠肺炎导致的经济萎缩,美国2020年度GDP要退回到战后初期的水平了。



今天美国的经济总量,果真不如1971年?


如把黄金视为“货币”,用黄金作为GDP计量标准完全合理。1934年至1971年,美国以黄金计量的GDP总量稳步上升,同步于美元计量水平。原因在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美元实质上维持着“准金本位”(35美元/盎司,官方间可兑换。这实际上是两个承诺:价格和交易。战后初期的美元荒时,35美元/盎司的金价是美国官方的保底保证),美元可等同黄金,其他西方货币按美元计价;尼克松讲话之后是信用美元,黄金逐渐成为金融资产,按美元计价;世界其他货币则仍然按美元计价。时下的世界是美元时代。如按黄金计量,所有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变化同美国相同,均惨得无法直视。


信用扩张是金价上涨的原因,同时也是经济繁荣的原因。虽然财富是个争议概念,但时下互联网、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其他的科技产品和服务,显然是1971年时用多少黄金都购买不到的;新兴经济体在1970年代之后的繁荣、中国许多居民的纸上财富(变现后有购买力)、企业赴境外上市乃至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指责美国“无节制放水”者所在的工作岗位,均不同程度地得益于美元信用扩张。


1971年之后的近50年里,美国官方黄金储备一直保持在8000吨左右,居单一经济体第一位,是目前全球已开采黄金存量的约5%(基于World Gold Council 估计量190000吨测算);占全球官方(含IMF)黄金总储备超过20%(截止2019年三季度)。如果回到金本位或美国转向节制、信用收缩,美元计算的美国经济萎缩和国民财富缩水的程度,在全球范围内不会是最严重的;黄金计量的GDP短期可能翻倍,甚至更高。果真出现这种情况,受影响最小的是那些如NK这样autarky里的居民,财富和生活水平纵向比较不会有什么变化,辛苦程度相若。


那些念旧金本位的论者,是否真的愿意回到1971年之前?至于无节制“放水”,可对比金价和茅台的股价/酒价。在全世界范围内,黄金至少还有个“货币”信仰的人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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